历史缝隙里的人︱予西北人也：能吏张我观的作巧与藏拙

只要细细勾勒，人人都是传奇。“历史缝隙里的人”旨在调动密匝的清代史料，打捞历史夹缝中的跌宕人生。

按照清朝的制度设计，如果一个人热衷做官，做大官，以知县为起点，显然不是个理想选择。这个职位上升通道狭窄，又任繁责重，如琉璃瓶，一触即碎。故时有“前生不善，今生为县”谚语，形容知县之难。不过，对于想做事，做正事，乐于体验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实干家而言，知县一职又最能彰显个人价值。哪怕到了考绩极为严苛，体制高度僵化的清后期，像左宗棠这样的第一流人物，仍然提出：“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，自信必可称职者，惟知县一官……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，殊可展布，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。”可知在权力使用的灵活性、有效性方面，知县一职，较“贵而无位，高而无民”“近民而民不亲，近官而官不畏”的其他官职，更利于才能卓著者发挥所长，建功立业。

做知县，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极高。读书人由青青子衿而身膺百里，想要听弦听讼，箪食壶浆，光凭着五经四书、圣贤之道，是很不够的，必须有充沛的行政知识与实践经验，才能通其门径，渐次游刃有余。不过，也总有一些人，天生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慧根——譬如本文的主人公张我观就是如此。他既没有做官的父祖，也缺乏现实历练，头遭作县，就博得“天下之良牧宰”的美誉，还留下一部公牍汇编《覆瓮集》，是为清代重要的官箴著作。笔者因为做研究的关系，多次阅读该书，又常读常新，每每为其用心之精细，情理之通透，断事之明达，措辞之动人而击节称叹。这样的循吏智慧，哪怕相隔数百年，仍能与当今读者最现实的社会需求产生共鸣：作为一个处在上上下下关系网、利益链、人情债中的基层管理者，到底怎么做，才能在权力的夹缝中生存、发展，达成做好官、办实事的最终目标。

《覆瓮集》书影

北人今作江南客

张我观字昭民，山西平阳府太平县牛席村人，因该地另有“东敬”别称，遂以“东敬张昭民”自谓，题于《覆瓮集》书封之上。他的出生年月不详，大致在康熙初年。康熙三十二年，张我观乡试中举，此后居家奉母，未获进士功名，也无甚仕宦经历，直到康熙五十八年，才铨得浙江会稽县职。他的家乡位于汾河中下游盆地，虽然环境相对闭塞，但土壤肥沃，农业发达，民风也较醇厚。会稽是绍兴府附郭县，履任后，他常把“予西北人也”挂在嘴边，又喜欢将平阳老家的民风与绍兴本地对比，这是其他官箴书中不太多见的表述。

张我观语境中的西北，当然不是今天地理概念中的西北五省区，只是相对于东南剧郡绍兴而言。这是自谦示弱，却充满智慧的话术。毕竟，张知县初出茅庐，就撞上经济、文化优越感极强，又精通衙门之道的绍兴城里人，轻慢之心，不言自明。而“西北人”之言一出，那一种传统、朴拙、清贫、耿直的气质，便堪堪在人眼前，言外之意，自然是本地的民风浇薄，光怪陆离。这句口头禅，张我观对上司用、对缙绅用，对百姓用，用法不一，但都为后话预留地步，甚至占得先机。

譬如他给藩司提改革建议，就以“卑职朴鲁西人，忝兹褊邑”发端，哪怕见识不到，也是出于至诚。又前任知县留下亏空，他不欲用自己的耗羡代填窟窿，就干脆挂上“西北人”的清贫标签，大呼“卑职一介寒儒，家徒四壁”。对那些出入官府，包揽词讼的本地缙绅，张我观铁面正告“嗣后若有面言情分，定当面呵叱之；若以简札乞求，必刷之照壁间”，紧接着一句“本县西北率直之人，绝无委曲”，真如鼓角齐鸣，掷地有声。再浙东多黠捷之士，有童生在县试中连作数卷，公然为同场考生代笔。他行文训诫，先由“会邑人文之盛甲于江东”起首，复以“本县章句迂儒，诸事率真，更于文字之间不留情面”收煞，是板起质朴的面孔，责备轻佻的文风，让试图在北儒面前耍小聪明的南士赧赧而退。至于民风乡俗，两地也有差别。绍兴妇女气质泼辣，多有当家主事、抛头露面举动。思想保守的北方县官对此很看不惯，发下告示遍谕属民：“吾山右风俗，妇女一经出入衙门，乡党即莫不贱之。故俗语云：妇女一入衙，三世莫结亲。虽地有南北之分，而理无彼此之别。今会邑无论大小事件，每多妇女呈诉，甚至沿路喊冤，不惜脸面而何至于此。”照今天的价值观，如此说法，自然不是进步言论。但以清朝官府规矩，特别是对妇女极不友好的衙门运行模式，这些话一定会被当时的主流社会视为君子正言。

山西人的精明毋庸置疑，以为朴拙率真为甲胄干橹的张我观，更像是给自负的浙江人摆了个迷魂阵，打了个信息差。在杭州籍幕友金祖望眼中，这位北方来的中年县官“貌朴而恭”，说得委婉些，可称为“恂恂乎笃实君子”，直白些，便可改作“言不出众，貌不惊人”。然而稍加接触，就发现此人极有吏干：“临大事、剖大疑，果断明敏。公廷定判，援笔立就，情罪悉当，无少遗憾。”如此强烈的反差，令金氏大为心折，连赞这位东翁：“惟诚则明，明则智，生而才亦出，不必规规成法，用意与古人合。”

张我观的祖父、父母都是地方上的道德模范，故其出身虽非显达，但家世班班可考。他的祖父名闇然，字淡夫，拔贡出身。据说此人颇有才气，“读书破篦，其文不可一世”，可惜赶上明末乱世，一辈子隐居乡里。县志为他加上“躬耕乐道，晦迹邱园”的说辞，或是对清政权不甚认同的迂曲表达。

父亲张璜，字黄玉，是本地有名的孝子。顺治六年，因为大同守将姜瓖反正复明，山西境内陷入战火，平阳各县也遭到波及。张闇然时已故去，张家一贫如洗，年仅十四岁的张璜徒步南下，到数百里外的河东盐场背盐贩卖，奉养母亲。县志描述他“自运城归至闻喜七里店，雪二尺许，徒步抵家，袜履俱穿，足为血裂”，是令人动容的细节。除事母至孝外，他还竭力照顾年长三十岁的异母兄张玠，友悌之情更属难得。

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。张我观家族大致以耕读为业，几代人安土重迁，较少负笈远游。他初到会稽，即以此标榜：“照得本县凡属亲知宗党，若非躬耕南亩，即属肄业芸窗，并无在外闲游浪迹之人。”示意本家并无亲友在这两江所汇、舟楫易通的南方都会往来，一切打着自己名号的招摇讹诈，都可以当作政治骗子，即刻扭送县衙。然而细究其父履历就会发现，张璜中年后的家境已较富裕，照管家人之外，还能捐纳监生，读书深造。但其致富之道绝非在土地上精耕细作，而是往返运城，“鬻盐”营生。清代食盐由政府专卖，张璜既非在官盐商，鬻盐之举即属私贩，只是因为孝悌感人，此等节目便无足论。如此一来，张我观非耕即读，乃至“家徒四壁”的自我描述，就更近于沟通策略，而不能做绝对化解读。山西人通权达变的生存智慧，也在张家父子身上显露无遗。

张我观的母亲赵氏是传统时代最标准的贞妇与贤母。她是张璜继妻，二十四岁就没了丈夫。青年寡妇料理家政的难度不言而喻，但赵氏公正能干，不但与丈夫前妻所生三子和睦相处，更将唯一的亲子培养成材。张我观与母亲感情极深，他在会稽县一任六年，循声卓著，也很得上司器重，以雍正朝举贤任能，不拘一格的政治风气，前途未可限量。不过，出于对寡母的惦念，他在会稽任满后挂冠归里，家居尽孝，又与叔伯兄弟极尽友爱，作为德高望重的缙绅先生，备受乡人敬仰。

河东盐场今貌

清官能断家务事

清代州县断理户婚田土等轻微纠纷，并不需要严格引用律例条文，总以情理法相互通融，取得便于执行的衡平结论，是以州县官个人的生活经历、脾性作风，对审断结果的影响就变得直接而强烈。譬如《儒林外史》中，严贡生谋夺弟弟严监生留下的万贯家财，为此谎告他已经扶正的继妻赵氏为妾，意图剥夺赵氏作为死者遗孀的继承资格。主审此案的高要知县汤奉是庶出，推己及人，同情赵氏遭遇，继而对其财产权加以保护。类似情况在张我观身上也有体现，因为孤儿寡母的童年经历，他对宗族矛盾中的弱势群体，总带有深切同情，又因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，也具备调处家庭纠纷的过人才能，且能在情法之间游刃有余，创造性解决现实问题。

《覆瓮集》所辑判牍中，涉及不少立嗣纠纷，其中李胡氏继子一案，很能体现张我观的处事智慧。李胡氏青年丧夫，但家资富饶，只有一女已嫁。亡夫李三锡只有一位亲兄，名六皆。六皆夫妇亦早亡，留下年方三岁的幼子廷芝，由寡婶胡氏抚养长大，前后二十七年。族人觊觎胡氏财富，声称廷芝是六皆独子，又患有精神类疾病，不能再为叔婶后嗣，应该另以远房堂侄廷柱入主胡氏家门，承继三锡一支。后因廷柱品行不佳，难孚舆论，又议立廷柱之子李炎为嗣孙，当即就要分拨田地房屋。因胡氏不肯，族长等出具继单，呈送县审，张我观洞烛其奸，写下一段辩理明析，又情透纸背的判词：

胡氏守节年甫十八，年已四十有六，其抚育廷芝不知费尽几许心血，方得娶媳抱孙。一旦舍现在之亲支，而嗣同祖之堂侄，能弗痛心酸鼻乎?......噫！阳为继而阴为夺，玩胡氏于股掌之上，吾知其操笔时，六皆、三锡必相对而泣于九原矣！夫六皆只生一子，不应出继。然三岁孤儿，苟无胡氏顾复，早已委弃荒郊，尚能留贻至今乎？若近日之与母别居，必有以其身染疯疾，从中离间者。恶疾可医，良心难昧，廷芝于争继拨产绝无一言，天必佑之以福！仍令廷芝主六皆、三锡之祀，以长子为六皆孙，将来诸子为三锡孙，即或仅生一子，亦承两支宗祧。是诚准经酌权，合天理而当人心也。若依该族之议，适启日后讼端，乌可哉！廷芝即奉胡氏归家赡养，母子如初，所有田产除分给氏女九亩外，俱交廷芝承受，合族不得觊觎干究，是为案。

李廷芝与三锡夫妇血缘最近，自幼得胡氏抚养，在承祀与继产问题上，本是当仁不让之选，能被宗族抓住的唯一把柄，就是他的独子身份。关于独子能否出继，传统中国存在着两种矛盾观念，一出于宗法，一来缘于人情。宗法讲：大宗不绝，小宗可绝。人情则曰：不舍本生。前者源自《礼记》，认为小宗独子有义务承继大宗，大宗独子不能出继小宗，这是世卿世禄时代的伦理要求。两宋以后贵族政治被消灭殆尽，宗法的界限逐渐模糊，家族内贫富分野，迁徙流动，所谓大宗小宗，更倾向于一家之内的嫡庶、长幼。在人情渐重而宗法渐轻的社会氛围里，独子不能出继的观念得到强化。因为独子一旦出继，就与亲生父母变成叔侄关系，不但断绝本家香火，也使亲生父母从有子变为无子，成了乏人祭祀的孤魂野鬼。

从伦理观念回到社会现实，民间继承的常态是无子而有产者绝不乏愿继之人，甚至群起争继也不少见。相反，无产或少产者，应继之人百般推诿，又哪管亲疏远近。历朝历代关于继嗣的立法，标准在于“承祧”原则，而非财产分配，只是因为财产分配引发的问题太多，才将处理办法付诸律例。面对基于伦理的法律原则，与基于现实的民间纠纷，地方官员往往要将染指叔伯财产的独子置于败诉位置，却又不得不承认，由于立嗣承继不可避免，在独子与被承嗣人血缘关系最近，生活距离最短的情况下，如果因为伦理原因使其无缘财产，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。

具体到会稽李氏家族，孤孀侄婶相依为命，感情比寻常母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果强行拆散，另立别支，只怕苦节多年的胡氏，与身患疯疾的廷芝，都要承受巨大的身心打击，不定还有性命之忧。两难之下，张我观创造性采取了新的立嗣办法，即由李廷芝一人同时继承父亲六皆、叔父三锡两家宗祧，日后生下两子，长为六皆孙，次为三锡孙，如仅生一子，亦承两支宗祧，到下一代再分彼此。该办法与“独子出继”的区别在于：后者是以独子身份过继叔伯，舍弃本支；前者则是一人之身充当两个角色，本支为主，兼顾叔伯，等到子孙一辈人丁兴旺，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。

李胡氏案发生在雍正二年，半个多世纪后的乾隆四十三年，张我观提出的立嗣办法，被刑部律例馆提炼为“独子兼祧”例条，修入《大清律例》。兼祧例的形成以金川战争为特殊机缘，先在旗人、军人群体内部使用，后上升为成文法，适用于全社会。这与张我观所断个案并无直接关系，但过程的复杂性却更能引起观察者兴趣——法律的修订，要以长周期、大数量的社会需求为基础，像张我观这样具有前瞻智慧，又敢于进行创造性司法实践的基层官员更是必不可少。在司法实践的影响下，社会需求被反复调整、修正，促成自下而上的有效经验，再借某种契机激发出来，最终形成国家意志。

兼祧继承的代表人物——京剧大师梅兰芳

动于利害计秋毫

清官断家务，只是张我观最不起眼的日常工作。会稽县是“上接宁台，下连省会，商贾络绎，百工丛集”的水陆通衢，社会问题复杂而多元。除常规的户婚、田土、钱债纠纷外，在货物云集的东关曹娥坝一带，有牙商霸市，船户勒索，脚夫争斗，欺压客商等种种乱象；城关地区人口稠密，缙绅尤多，娱乐活动丰富。为数众多的戏班名角，酬神赛会，常常男女混杂，沿街夜唱，由此引发的酗酒、争风、斗殴、盗窃、奸淫、火灾，都令管理者头疼不已。再者本地庵观寺院鳞次栉比，香火旺盛，不但房屋、土地归属多有争执，即教俗、师弟之间，也是麻烦不断。城外多丘陵，林地坟山久有争夺。更奇特的是雍正二年夏天，会稽山南麓忽见两头猛虎，公然在官道旁攫人而食，数月之内伤人近百。当地百姓“午后不敢出，午前亦必十辈为群乃敢行，以致茶笋俱荒，农桑皆废”。县域又近海，恶虎横行的同时恰逢飓风大作，浙江沿海狂澜弥漫，潮水奔涌，会稽县也有不少农田被淹，人畜漂没，朝廷为此饬修海塘，民夫征调，经费筹集，又成了顶大的难题。县官为民父母，事来有万，都要他一力应对。张我观在会稽作县六年，终任时“发髭皆白”，令赴浙探亲的长子喟叹不已。

不过，他任职期间的最大压力，来自中央政府强势主导的清理亏空运动。康熙五十八年，西陲用兵频繁，开销庞巨，而央地各级存在普遍性钱粮亏空，致使国家财政支绌。在充分征询各方意见后，康熙五十九年七月，朝廷下旨，开始全力追缴各地仓帑亏空，且特别强调上司揭参与分级赔补之例，使督抚、藩司大员不敢照旧徇隐。雍正帝即位后，清理亏空的“稳财政”目标与新君的清除异己需求榫卯结合，相关工作更开展得如火如荼。为此丢官罢职、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。

张我观自康熙五十九年初莅任会稽，雍正三年告归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做的是一份高危职业。会稽县附郭府城、地当孔要，衙门应酬众多，开销甚大，而可资使用的公费严重不足。清理严令下达之日，张我观上任未几，首当其冲。除了洁身自好，力争不欠新账外，他必须尽可能妥帖地解决旧账，避免代人受过，糊里糊涂背债丢官。

他的五位前任留下钱粮积欠四千余两，其中最棘手的，是一位昝姓知县。此人从康熙四十七年起，任职会稽十年之久，亏空银、米折计九千六百三十三两九钱。昝某去职后，三任署理知县，以及正式继任的张我观，都不断催促他东挪西凑想办法，但直到康熙六十年，也仅追回半数。张我观为此上报，称其人“老病龙钟，食且不济，只存残喘”，颇有矜怜之意，但笔锋一转，就言其原籍尚有房屋，并有亲友可以挪借，建议上司行文当地，另想办法。任内无着，转而抄卖祖产，这在官场同僚之间，是很不厚道的做法，但张我观的选择余地不大，因为总督的命令很快遍发全省，要求现任官员以五年为限，为这些无力追缴的陈年老账补窟窿。至于填还办法，宪令交代得清楚：先以奉上之节规、后以官吏之工俸。换言之，是从州县官的主要灰色收入——耗羡中匀出一部分，将历史遗留问题就地解决。

接到命令的张我观大不以为然，那句“一介寒儒，家徒四壁”的苦情便是为此而发。他很快覆禀各宪，力陈不可。又打着算盘珠子说：会稽每年赋税正额五万有奇，且未必全数完缴。作为知县，他按照百分之四的比例提取火耗，年收入约两千两。至于支出，从办公经费上说，“如起解各宪库钱粮，则有火工耗折，以及船脚盘费、饭食之用，兼有各项工捐，往来差事皆取给于此”。从日常开销上说，“凡有家口衣食，并幕中束脩、随从工食，又俱藉此耗银以作支吾之计”。从康熙末年浙江省的整体情况看，提取四分火耗，算是十分清廉的表现，而会稽县政务殷繁，支出又较别处更高，常态下捉襟见肘，尚有入不敷出之虞。张我观由是痛陈：“今赔补前官亏空，彼盈此缩，势必挪动正项。则前官之亏空尚未补清，后官之挪移复且立见矣。此卑职不得不抢地呼天，备陈于宪案也！”随后，他又重申了搜查亏空官员原籍，将其房屋土地变卖抵欠的办法，这倒与后来的雍正帝不谋而合。

这篇禀文中，张我观看似守柔居弱，实则以退为进。他一面诉苦叫穷，做出顶可怜样子，一面把问题的严重性推到极致，示意上司如果对昝知县心存恻隐，不肯做抄家变产的刻薄事，那么卑职这个现任官便断无一线之生，将有身命之累。既然事情被归纳成“你死我活”的选择题，浙省上司也只好舍旧从新，允其所请。

不过，张我观的语气虽然激切，但绝非危言耸听。在清代，积欠破产，有家难回，甚至累及子孙的州县官并不少见。清初的黄六鸿在《福惠全书》中就记有：“鸿承乏郯城时，前任四官彼此不受交代，前后留十余年，苦难殚述。”“（县官）一旦诖误卸事，因交代未楚，流落旧治，褴褛饥寒，惨同乞丐。”袁枚则写过更骇人的故事：嘉庆初年，进士韩廷秀到广西马平县上任，衙役中有褴褛少年，自称前任之子。言乃父在任时，因亏空库银惊悸而死，自己资财罄尽，不能还乡葬父，只好在衙门充役，以免饥寒。新任知县物伤其类，回署后先找来儿子相见，随于当夜悬梁自尽，冀免举家之祸。康雍之际力行清理，州县官因“交代未楚”而陷入窘境的可能性相当之大，且挪支正税，又不免变相增加民众负担。幕友陈之璐为张我观牺牲前任的举动做出辩解，说他碍于“同官之谊”，也曾有代还亏空打算，但“欲缓则功令森严，欲征则灾后黎民不忍遽加鞭扑”，只好狠下心肠，力陈不可。

昝知县的命运无关本文主旨，也无需做后续考证，但以情理推断，怕是不容乐观。因为继续翻阅《覆瓮集》，就可以看到，作为亏空官员的原籍地方官，张我观遇到的烫手山芋同样不少：会稽是人文之薮，在外做官的人多，负累亏空，要从原籍抄家追比的情况也比别处更多。追得太轻，与朝廷大政方针有悖；追得太狠，落下个刻薄名声，大不利于安抚本地缙绅，维持合作关系。

那么张我观如何措置？书中有已故知县章琬的例子。此人生前是平凉府庄浪知县，西北官员的日子很苦，他的应追亏空只有五百零四两，但自庄浪任所而至会稽本籍，追缴欠款的周期长达二十七年，甚至连累了家乡父母官——前面提到的昝知县，就因为承追章氏家产不力，四年之间三遭参罚。

按照张我观说法，到雍正初年，章琬一家已经惨不忍睹，比袁枚笔下的马平知县还要可怜。他本人死在庄浪不说，随任的侄子章邦治于康熙四十九年解回会稽原籍，十数年监押县署：“历经三令严比，受杖不为不多，其如缧绁穷囚，惟余一喘，不但立锥无地，兹已以狱为家，纵有严刑，苦无长物。”张我观深知此款追无可追，如再施严刑，其人必死无疑。于是禀请上司，建议将章家的未完之赃报部豁免。

然而朝廷既作金刚怒目，省府大员也不便菩萨低眉。很快，他的报告就被按察司衙门“严檄驳斥”。既然臬司都发了话，换作那乖顺圆融、惟上命是从的县官，自不会反复陈情，为无干之人冒险。倒是张我观向来戴着“西北率直”的帽子，被驳回后，又连续两年上呈两禀，替“皮骨之外仅存一息”的章邦治辩解乞命。

他说章琬自幼在外，原籍无家，只有一侄邦治相依为命。邦治十四岁就被关押追款，二十七年的监禁生涯，从无亲友前来探问，又何得田产房屋可以抵当？其家是真正的人亡产绝，完全没有藏匿资产，或是借贷于亲友的可能性：“此案人属久亡，产真绝尽，徒留一邦治在惨苦缧绁之中，间日受刑于几案之下，除皮发而外，何有尺寸补此赔项？”既然追欠完帑全无指望，不如题请豁免，使命如蝼蚁的章邦治得保残生。

张我观的文字诚朴而恳切，矜怜仁恕之情充斥字里行间，数百年后展卷于前，仍令人不忍卒读。清前期的题本保存较少，三篇禀文止于雍正二年，至于后续如何处置，是经浙江巡抚题请宽免，抑或如行文所言，使章邦治以狱底游魂化燐而后矣，《覆瓮集》未经提及，读者也难以揣测。不过，哪怕事情结论不得而知，张我观外圆内方，精明周全又不是失于仁厚的为政之道，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放眼望去，在皇帝拍案而起，举国厉清亏空的政治形势下，四个方面的利益交织在矛盾漩涡当中：一是以督抚为代表的各省大员。他们与百姓无休戚之关联，也不必亲自面对亏空官员及其家属的狼狈窘迫，但要承担来自上司、中央特别是皇帝的考绩任务乃至情绪压力，所以核心利益，是尽快完成清理任务，向上表功交差。二是被革职追比的亏空官员及其直系亲属。他们中不乏贪官巧吏，将家产四处藏匿，寄希望于挨过一时，保半生富贵；但也有因公拖累，或是代人受过而致亏空者，这样的人如果家境清寒，那么倾家荡产、牢底坐穿的命运就在所难免。三是境内的百姓。现任官如必欲清还积欠，则难免拆东墙补西墙，归根到底，还要在地丁、耗羡上巧立名目，取之于民。如果数额巨大，又有灾荒相伴，吏役侵蚀，则穷嫠之苦，倍于平日。四是包括张我观在内的州县官。他们是亏空清缴的第一责任人，不但要把所在岗位的新欠旧欠照数填还，连本籍在外的亏空官员，也要由其执行抄家任务。库帑不能完账，州县官要受处分；为了完账自行垫补，则日常开销有所不逮；盘剥百姓，保不齐官逼民反；刑逼同僚，又不胜兔死狐悲，且多于事无补。

事情越是烦难，越能凸显基层官员的政治智慧、政治道德，与政治手段。上面所举的昝、章两案，虽然情形不同，但张我观的处置策略一以贯之：首先是自我保护。他对昝的苛刻，与对章的怜悯，核心诉求都是减轻自己的催欠压力，避免责任转嫁，危及自身。其次是务求实效。昝令亏空较多，不可能争取到豁免政策，且他在富庶县份任职十年，家中有产，将清查责任转移到原籍，能使会稽官民两便。至于章氏，人亡产绝，追而无益，不如网开一面，避免虚耗行政成本。第三是保持底线，不肯杀人媚人，这在章案的处理上已得到充分体现。再者昝令虽然“老病龙钟，食且不济”，但并无受刑记录，亦是张我观用心矜恕的表征。这些原则总结起来不过只言片语，但落到行动上，却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。万一被刚愎自用，或是曲意承旨的上司，扣上个因循推诿，不以国帑为重的帽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抄家场景

岂有文章甘覆瓮

当然，张我观的底气来自于他的卓越才干和显著政绩，像这样堪胜繁剧，能“五季之间肃清八年之欠帑而民力不困”的县官，在地方上是不多见的。从他在绍兴的工作经历可以窥知，康雍之际的官场氛围，大体还呈现着能者居其位、安其职、尽其才的积极面貌。省府大员尚有敬贤之心、容人之量，哪怕下属坚持己见，也不以为忤，反而“交相誉之”“莫不心折”。雍正年间，张我观曾两次署理绍兴府同知，并兼理附郭同城的山阴知县。山阴一职事极繁冗，他以一人而兼两剧县，其得上宪倚重可知。

鉴于张我观一任终了，便有返乡奉亲打算，他的长子张訒与诸弟、幕友商议，拟将乃父任内重要公牍汇编刊印，携归故里，这便是《覆瓮集》的由来。全书分为正、余两部分：前者十卷，录公牍一百五十五篇，系会稽任上所作；后者不分卷，录公牍二十七篇，系署理绍兴府同知，及兼理山阴知县所作。幕友陈之璐、金祖望，门生何大镛为正集作序言，而金序的评价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金祖望是位“浪游两京，流寓齐鲁，载过岭南，经历荆扬兖豫”的幕中老手，见多识广自不必说。在他眼中，当今府州县官，凡是才能过人的，大多“自矜而炫异”；质朴方正的，往往“泥古而以黯今”。至于绍兴府的官长，更非常人所能胜任，一个外乡人，要让“黠而险”的越人心服口服，怕是古之圣贤也不易做到。难得张我观是个例外，此人在绍兴的口碑极好，且才德并茂，上下服膺，真可称天下之良牧宰也。

诸序之后又有张我观自序：

岁乙巳夏之六月，清昼甚永，虽在盛暑，时雨流行，暑气亦不甚侵人。田土细事奉宪停讼，丁粮二米照数缓征，颇称偷闲。时也，见儿侄辈与陈、金诸先生时常偶遇，予至则默然，始疑予政必有未妥，故而聚商。越数日，又不予告，予讦之，则相视而笑，再问之，则曰：以公莅会五载余，凡谳语文告有裨于国计民生者，欲叙成次第，付诸梓，以公诸世。虑公必不许，故秘之。余曰：“此举也，胡为乎来哉！予待罪五载，能为百姓兴一利乎？能为百姓除一弊乎？虽刑名钱谷未尝获谴，此皆上宪宽厚之恩也，诸先生砥砺之功也，会之绅衿士民念予之朴拙，而无甚烦难之事以相扰也。况今任事方殷，后局未卜，朝夕惧陨越之不暇，而尚作灾梨祸枣之举，以贻笑大方乎？”

顾事已成，不能中心。爰思己亥、庚子岁谒选赴任时，诸姻友亲族或践以杯酒，或赠以赆仪。今宦游五六载，而依然故我也，归老家乡，一无长物，亦觉赧颜。即以此汇订成帙以遗之，使其初见之则俨然佳本也，细阅之则索然无味也，可用之以覆瓮耳，因名之曰《覆瓮集》。虽然，于我心终有未惬焉。

序言写于雍正三年，字里行间津津自得，流露出他为政后期的从容余裕——海塘告就、虎患清除，天值盛暑而无暑气侵人，身兼两县却能偷闲谈笑，酷烈与悠游的鲜明对比，简直到了无为而治、化民以德境界。岂料行文至此，陡然又作谦笔，一句“此举也，胡为乎来哉”的戏嗔，用心与“西北人”之说何其近似。至于定名“覆瓮”，意即此书是无用之物，只能聊赠亲友，盖在坛子上挡挡灰尘。同样以“覆瓮”形容自己的著作，时代稍晚的袁枚曾有诗云：“不负人间过一回，编成六十卷书开。莫嫌覆瓮些些物，多少功勋换得来。”两浙名士风发若此，怎不叫北来的父母官战战兢兢。于是将欲作巧，必先藏拙，成为张我观独树一帜的文风与政风。

有清一代的官箴公牍蔚为大观，留存至今成为史料，在研究层面占据要津。然其内容具体而微，涉及细密的社会背景与制度知识，故在非专业领域介绍有限，不易引起一般爱好者留心关注。事实上，这类著作蕴含的世情伦理、实用智慧，最能体现古今一辙，令人感同身受。且文字平实，富于说理，凡有职场阅历，又粗通古文者，未尝不能略过专有名词，玩味笔底深意。即如《覆瓮集》，就仿佛光泽可鉴的历史镜像，读罢掩卷，便有位发髭皆白、藏锋敛锐的长者含笑而出。他既是清人张我观，又是我们可资求教的师友，面目清晰，亲切而熟悉。